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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多位状元郎中，也不乏平庸之辈。为数不少的人高中状元后，一事无成。他们性格怪僻，饮酒成癖，穷困潦倒，暮年凄惨。唐代昭宗光化二年(899年)状元卢文焕，穷苦之极，连顿酒也喝不起，可谓够可怜的了。还有许多状元，为官一任，了无政绩，终生平平。更有甚者，投降叛军，诬陷谄媚，被史书称为“奸邪小人”。如投降金兵、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。此等状元，无以入史，难留清名，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。 在状元科考中，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，有的人就是靠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。唐代就有“许愿状元”牛锡庶、“自荐状元”尹枢、“相扑状元”王嗣宗等，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。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，唐文宗开成二年(837年)，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，主持科举考试。他标榜公正，宣言杜绝请托。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，要求高锴让他当状元。当时，文宗皇帝是个傀儡，仇士良权倾朝野，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，公然对高锴说：“裴秀才非状元不放。”高锴沉思良久，自知无力相抗，不然马上就会大祸临头，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。天下动乱，皇权旁落之时，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，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，这不能不说是科考状元的悲哀。
历代状元中，大多出身名门望族。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，既有重臣之后，又有名士之家。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、祖孙状元、宰相子、尚书婿。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，顺利圆了状元梦。但是，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。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。特别是宋太祖，为了革除唐代权贵操纵科举、营私舞弊的沉疴，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，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。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的状元吕蒙正，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，随母流落龙门山，栖居山间石窟中。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《吕蒙正风雪破窑记》，便是以吕蒙正的贫寒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戏剧。孤贫寒酸的吕蒙正，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，31岁大魁天下，42岁位居宰相。成为两朝辅弼，万众景仰。各朝历代，都有像吕蒙正这样的状元郎。他们成为庶民百姓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的幸运骄子。
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。 当年，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，高兴地说：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!”一千多年来，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，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。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：状元们以文得名，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，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。他们身为状元，诗赋词文，无所不通，往往都有诗书传世，有的甚至著作等身。然而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，从此潜心仕途，无意文字，热衷于官场得意，专注于富贵得失，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。700多位状元中，除杨慎、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，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，难传千秋。状元难入大家之列，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。唐宋两代265名状元中，苏轼等八大家，李白、杜甫等大诗人，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。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，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。
状元是中国的特产，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为炫耀的一个。科举制选状元肇基于隋，确立于唐，完备于宋。从唐高祖武德五年（622年）科举考试开始，至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最后一次科考，凡1282年间历代王朝共选拔了文状元654名，武状元185名（有姓名记载的）。
状元就是类似今天高普考的榜首。今天在史籍中留有名号的状元约有七百多人左右，他们都是在苦读之后，才一举成名天下知，成为当时科考上的佼佼者。因历朝历代多以文艺及哲理为取才的标准，虽然这些状元中不乏政治家、史学家，但仍以文学家为多。其中较为人知的有，唐代的贺知章、王维、柳公权，宋代的张孝祥、文天祥，明代的胡广、杨慎，清代的翁同龢、张謇等。中状元称为“大魁天下”，是读书人的最高荣誉，但大多数的状元，因为个人的因素或当时环境的牵制，使其一生不能大伸手脚，有所作为，而终至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